中国能源研究战略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作为总理顾问团成员参加了去年底哥本哈根大会。

  “大论坛、大集市、大战场”。2月2日，曾作为总理顾问团成员参加去年年底哥本哈根大会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接受《科学时报》记者正常采访，谈起此次大会留给他的印象时，仍旧兴奋不已。

  这位中国能源研究的战略科学家，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发表了《主动承诺降低碳强度，中国须作出非凡努力》的演讲，受到各界好评，并引起强烈反响。

  在哥本哈根大会结束后，围绕此次大会展开的后续讨论一直如火如荼。对于各国首脑、中外媒体和科技界专家们所发表的种种观点，杜祥琬的看法是：“能够说是百花齐放，也能说是莫衷一是。”

  “哥本哈根只是一个逗号，中国练好内功是根本。”对于中国未来的低碳能源战略，杜祥琬有自己的看法。

  “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全球减排的长期目标和发展中国家主动承担的责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4点是哥本哈根大会关注的焦点。”杜祥琬认为，如果以此来加以衡量，这次大会能够说是基本成功的。会议的结果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的已有内容，明确了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不超2度的控制目标和工作方向，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多方参与的谈判格局。而且，《哥本哈根协议》也表达了各方共同应对的积极意愿。

  “不过，这次大会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已成了一个长期的、新的斗争领域。”杜祥琬告诉记者，目前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厘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在发达国家企图逃避责任，并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一背景下，“捆绑”与反“捆绑”成为政治博弈、经济竞争的新焦点。与此同时，我国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责任论”、“”会抬头。

  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化石能源CO2总排放中，发达国家占95%；1950年到2000年间，发达国家仍占77%；今天，占世界人口22%的发达国家还在消耗70%的全球能源。即便是按照现在的承诺，2050年前美国人均排放仍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发达国家却要发展中国家承担过多的减排责任。对此，杜祥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给予了反驳：“用柴火取暖做饭的农妇怎能和资本家责任共担？”

  “哥本哈根只是一个逗号，中国练好内功是根本。”杜祥琬告诉记者，我国在维护发展权的同时，主动作出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承诺，不仅是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态度，更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真正走科学发展之路的内在需求。其中，核心的内涵就是“绿色、低碳的中国能源发展战略”。

  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减排目标：1990年至2005年，中国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下降46%。在此基础上，中国又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我国主动承诺的降低碳排放强度靠什么来实现呢？杜祥琬认为，这主要靠3个途径：一是节能、提效，降低能耗强度，可以借此降低26%～30%的碳排放量；二是发展非化石能源（包括核能、可再生能源），降低8%～10%碳排放量；三是通过化石能源洁净化，减少6%～7%的排放量。“通过这3个渠道，总计可以降低40%～47%的碳排放强度。”杜祥琬说。据他透露，中国的几项主动承诺都是经过科学家反复论证得出的。

  在杜祥琬看来，这3个发展方向是使得经济、环境双赢的“低碳、绿色能源战略”的3个子战略。通过这3个子战略，中国要发展3种概念的绿色能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能源道路。

  杜祥琬特别强调，节能提效是一项巨大、廉价的优质能源，是零污染的绿色能源，而我国节能潜力十分巨大。因此，必须提倡中国特色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构建节约型消费体系：在全社会倡导“适度的物质消费、丰富的精神追求”的生活方式，反对“攀比奢华”的不良风气。中国的人均能耗、人均轿车数、人均排污量、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等必须控制到显著低于国际水平，这是“节约型社会”的必然内涵，也是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要求。

  此外，要洁净化利用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使这一黑色能源“绿色化”。据杜祥琬介绍，煤炭目前是我国压倒性主导能源，贡献大，但较粗放（低效、污染、欠安全）。煤炭在总能源中的比重应逐步下降，2050年可压至40%以下。煤炭年消耗的绝对量，近一二十年内仍会有所增加，经过努力，大约会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总能源的增量将由清洁新能源补充。煤炭的洁净度、安全性和利用效率将逐步提高。煤炭的战略地位将调整为重要的基础能源。

  他特别指出，要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展，使其成为中国能源的绿色支柱。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将由补充传统能源提升为替代能源乃至主导能源之一，并将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重要贡献。现阶段，为了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构建智能电网、发展储能技术。

  “迄今为止，哥本哈根大会已经举行15次了。最近的这次是最热闹的。”杜祥琬认为，这表明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社会、民生领域，并进一步政治化了。

  “在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哪些是确定的因素，哪些是不确定的因素。对于不确定的因素，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以增加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杜祥琬说。

  据悉，截至目前，关于CO2有温室气体作用人们已形成共识，但是它对大气升温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现在各方仍存有异议。

  1750年，大气中的CO2浓度为250ppm，工业革命后逐步上升，现已达385ppm，并呈继续上升趋势。数据表明，工业革命以来大气温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有振荡。这些都是可以确定的因素。但与此同时，还存在不确定的因素，那就是“影响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定量估计问题”以及“大气温度变化的长周期和短周期的规律问题”。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再加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责任和义务差别大。因此，“现在虽有一般性共识，但在尖锐的利益冲突面前，达成定量协议很难”，杜祥琬说。

  为此，杜祥琬呼吁，我国科学家要在认识气候变化方面逐步加强基础研究，以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我会在自己参与的战略咨询建议中进一步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一点很重要。”他说。